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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代学术史讲义,新文化运动

浏览次数:61 时间: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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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山12月 5日电(记者武勇)12月 1—2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承传与发展——首届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主题展开讨论。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而历久弥新。我们需要通过更多、更可靠的资料,把真实的孙中山及其时代“还原”出来,增强孙中山研究的生命力。关于孙中山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问题,李吉奎认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安东强认为,研究孙中山可以从文献入手,系统整理相关文献,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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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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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山12月5日电(记者武勇)12月1—2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承传与发展——首届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主题展开讨论。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虽然也曾发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联系,但大多是在狭小的局部范围,而且是时断时续的,丝毫不足以动摇中华文化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只有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一种在总体上显示出其优越性的文化才逐步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此后经历许多尝试、挫折和反省,一部分先觉分子逐渐形成了开放的文化观念。新文化运动使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成熟起来,并在许多重要文化领域充分展现。本文以两个典型实例来说明:开放的文化观念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这两个实例,一个是蒋梦麟、胡适等创办《世界丛书》以系统引介世界文化为职志;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新青年》的编者和读者们,基于世界化的追求,而对世界语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柴德赓讲义原稿

  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而历久弥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吉奎认为,孙中山研究的发展与史料的搜集整理关系密切。目前,留存于海外的档案等资料仍需要进一步整理。我们需要通过更多、更可靠的资料,把真实的孙中山及其时代“还原”出来,增强孙中山研究的生命力。

  【关 键 词】新文化运动/开放的文化观念/世界丛书/世界语

  最早听到刘家和这个名字,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给我们讲先秦历史是杨国勇教授,杨先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他经常在讲课中向我们提及他的大学老师刘家和,大意是刘家和先生中国史的根底极好,又有很好的语言学习能力,外国语言学得极好,世界史做得很扎实。大学一年级,正为了英语四级挣扎,听了杨国勇先生讲的刘家和的事迹,便生出了许多崇敬,希望能成为刘家和先生一样的学者,既能学好中国史,也能攻下向来不喜欢不擅长的外语。对刘家和先生仰慕已久,但真正和刘家和先生有近距离接触,还是因为柴德赓先生的遗稿《清代学术史讲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杰认为,孙中山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对某些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例如,如何通过研究中山、澳门等区域的华南社会网络,进一步推进对孙中山成长时代的认知。

  一

  2010年,在苏州大学张承宗教授的帮助下,我联系到了柴德赓先生的女公子柴令文,之后便约了时间去登门拜访。拜访的当天,柴令文先生向我展示了柴德赓先生部分手稿,其中就有他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的课堂讲义,她同时给我出示了柴德赓在辅仁大学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瑚先生抄录工整的课堂笔记。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向柴令文先生建议,可以把柴德赓先生讲义原稿和李瑚先生的听课笔记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一部《清代学术史讲义》,柴令文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柴德赓书法飘逸潇洒(启动语,见《青峰草堂师友墨缘》,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但对不熟悉其书法的人来说,辨认识读并不容易,李瑚先生课堂笔记虽然工整,课堂记录时间仓促,部分连笔字识读起来也是非常困难。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王志刚副研究员出于对柴德赓先生的敬重,不计得失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在高校,这类整理成果,是不能计入科研考核任务的)。考虑到《清代学术史讲义》大约只有4万字,太单薄,和柴令文先生商量,把柴德赓先生题为“识小录”的关于清代学术史的部分读书笔记随着清代学术史讲义一同整理出版,并从一出版的柴德赓学术论文集《史学丛考》中选取了四篇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代表性论文作为附录。对全部原稿的整理和识读,大约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原稿共四册,第三册散佚,第一次整理,选择了较完整的李瑚的听课笔记为底本,柴德赓先生讲义为补充。2012年6月,第一稿出来后,柴令文先生向我们建议,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是柴德赓先生的学生,可以请他为本书作序,刘家和先生是史学大家,又是柴德赓先生的学生,由他作序,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孙中山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问题,李吉奎认为,当前,一些学者的研究虽然运用了个人记述、日记等史料,但仍缺乏整体性视野。学界应注重对相关史料进行辨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谷小水认为,历史学研究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拓展本领域研究的视野。因此,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对推进孙中山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足以打败中国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通过屡次的挫折、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透过表面,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7月,带着经过整理的讲义初稿就去拜访刘家和先生,这是第一次和刘家和先生面对面交流,向刘先生表达了从本科阶段就有的敬仰之情,刘先生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还是同道中人,由你来做柴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的责任编辑,很合适。刘家和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辅仁大学听柴德赓先生讲课的情景,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柴德赓先生的漂亮的板书,因为太专注欣赏柴先生飘逸潇洒的书法,他常常忘了记笔记。刘家和先生留下了讲义的整理初稿,随后又要去了柴德赓讲义原稿的复印件和李瑚笔记的复印件。大约一周后,刘家和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谈稿子。到先生家之后,先生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初稿他认真看了,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清代学术史讲义稿仅据李君笔记整理而成,而柴先生手稿中尚有许多相当重要之内容未能收入。任何人做笔记都难免、甚至必有个人注意点之偏重与选择,故李君之笔记虽十分出色,但仍不能置柴先生残缺之手稿于不顾”。我提出,推倒整理稿初稿重新整理,恐怕找不到合适的整理者。刘家和先生说,这个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我本人事务较多,难以胜任,如果出版社同意重新整理,他可以在听过柴德赓先生课的辅仁大学的同学中帮我们物色合适的整理者。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我们采纳了刘先生的意见,并请他物色整理者。过了一个月,刘家和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整理者,北京师范大学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院的邱居里教授愿意承担此项任务,邱居里先生是著名史学家邱汉生先生的女公子,学术功底深厚。

  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提出,做好孙中山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要读原著,求真义。其二要找材料,求真实。其三要学理论,求真知。其四要讲方法,求真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安东强认为,研究孙中山可以从文献入手,系统整理相关文献,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后来才知道,从7月中旬开始,为了物色合适的整理者,刘家和先生与辅仁大学同学李秋媛、杜平先生等反复讨论,得知他们辅仁大学同学陶麐听过柴德赓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课,刘家和先生与杜平先生专门从师大到校外去找陶麐先生商议,在师大门口打车,出租车司机看到两位老者年岁太高,纷纷拒载,适逢刘家和先生一位学生开车路过,亲自把他们两位送到了陶先生的住处。陶先生听过柴德赓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课,还保留了经柴德赓先生批阅的考试卷,可惜的是,陶先生年事已高,视力有些问题,看稿力不从心,不能担任整理的任务。从陶先生家出来后,两位老先生又走了相当一段距离才坐上出租车,先生为此书的编辑整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劳。邱居里先生接受了整理任务后,刘家和先生又多次与她反复沟通,就柴德赓讲义原稿与李瑚笔记如何融合等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到9月初,整理方案最终确定了下来。刘家和先生如释重负地对我说:我这一个暑假都交给我的老师了,下面可以写序了。在《清代学术史讲义》初稿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已经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先生已写过一篇文字,陈祖武先生出于对柴德赓先生的景仰,坚持要把这篇文字作跋。开始写序之前,刘家和先生让我和陈祖武先生沟通,希望把陈先生的文字放到序的位置,陈先生的文字作为序一,他的文字作为序二。陈祖武以刘家和先生年长且德高望重,坚持不肯居于刘家和先生之前,我们把这个情况又反馈给刘家和先生,刘家和先生直接致电陈祖武先生,反复言明自己的意见,陈先生最终接纳了刘先生的建议。事后,刘家和先生讲了他坚持这样安排的初衷:陈祖武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专家,看我年纪比他大,要把我放在前面。作为柴德赓先生的学生,我参与柴德赓先生著作整理是应尽的义务,而陈先生却是在帮忙,我虽然年级大他一些,一定是要他放在前面的。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他们绝非古之夷狄可比。梁廷枏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第一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大约到11月,刘家和先生发过来一篇达一万多字的长序。在序中,刘家和先生的落脚点是柴德赓先生治史的方法,他说:“柴先生的这一本书,虽然由后人编组而成,不过细读起来,还是能看出柴先生以及他的老师陈援庵先生治史的一贯方法与精神的。所以,我相信青年学人或学生如果能够耐下心来加以研读,那么无疑是会从此书学到一些独特而颇有价值的治史之门径的。尤其是在当前学风中有些难以讳言的功利与浮躁的倾向的情况下,这本书对于我们现在治史之深入仍然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2013年6月,《清代学术史讲义》正式出版,17日周一下午拿到样书,知道刘家和先生一直关注着出版进度,我当即给先生打电话,问先生什么时候方便,我把样书给他送过去。打电话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我的本意是约周二或周三给先生送书。先生急于见到样书,问我是否方便晚上送书。当晚,我约了柴德赓先生长孙柴念东同去。晚七点半到了刘先生家里,刘先生已事先沏好一壶茶,进门落座,先生就说:茶已经沏了一会,不烫了,正好喝。老先生待人的细致入微让人肃然起敬。看过样书,刘先生和我们聊起了他与柴德赓先生交往中点点滴滴,说到动情处,先生激动地对柴念东说:念东,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就像今天这样,经常聚在柴德赓先生家里,尽情畅聊,经常忘了时间,最后柴师母都要来回走动两三趟,提醒我们聊得太久了。刘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夫人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开门,然后转身又离开,我与柴念东抬头看表,已晚上十点了,当即恍然,刘先生也有觉察,面露笑容,幽默地说:今天聊得太久了,又得吃安眠药了。离开刘先生家,回味从着手整理柴德赓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讲义》,到书的正式出版,百感交集,如果没有像刘家和先生这样的学生积极参与老师遗著的整理,能有《清代学术史讲义》顺利编辑出版吗?《清代学术史讲义》的出版,不光为学界贡献了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它的编辑出版,也传递了一份浓浓的师生情,而这正是学术薪火相传的根基。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1](P11)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1](p23)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1](p32)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2](P151)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2](P149-150)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3](p222)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领袖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4](p54)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5](P1)“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最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之第一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国家”的第一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最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第一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国家”。[6](p40)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国家”,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文化的发展因相互交流而得益,促其进步愈速。这一点,李鸿章也已有所认识。他曾说:“一国之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⑺(P13)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有明显的局限,还只是看到格物制器之类的领域。后来的改革家们就进一步看到政教制度,乃至整个文化各领域,都可从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进步。清末的最后几年,因革命与立宪改革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已呈现出颇为开放的气象。只是因为政治变革主导一切的形势,于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自觉的意识。

  辛亥革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但并未因此换来民主制度的实现,反而出现政治失序、乱象迭出的局面。人们集中心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奔走革命与改革,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挫折与失望,促使人们反省。比较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们乃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真正发生变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制臭味”。[8]所以,他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8]显然,要做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洗刷工夫,就必须做一番思想启蒙的工作,也就是做一番文化革新的工夫。当时有许多先觉分子与陈独秀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就连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中“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仍然很少。“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为反对,必须以心感动之,同化之。”[9](p374)梁启超更明确要放弃政治活动,专注心力于革新国民思想的工作。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宣布说,“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10](p54)著名记者黄远庸认为,积清末以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与更代,至此已到了真正关键的时期,“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11](P154)最后,充分尊重人类之意志自由的新思想必将战而胜之。胡适更从文化整体变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中国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2](p8)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一例外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二

  新文化运动是由文学革命运动拉开大幕的,其开篇之作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紧接着,2卷6号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从此,引发了渐趋热烈的讨论与争论。数年来因政治失序、思想昏乱而造成的局面,显出一线赫然开朗的曙光。

  清末十几年由政治革命与改革所带动起来的文化革新潮流,大体上主要是受日本思想界与文化潮流的影响,这时期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经过日本的中介而传入中国的。到了文学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则因为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感;二则因为这时留学欧美的青年成批地回国,中国的教育界、思想文化界生成了一股新的生力军。从此,由这股生力军担当主要角色,直接从西方输入新学新理成了中国与世界新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这股生力军的一些领袖分子,对此有非常明晰的自觉意识。这可从世界丛书社的酝酿和形成中看得很清楚。

  1917年10月18日,回国刚刚4个月的蒋梦麟写信给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门师弟胡适,提出他的一项大计划,要系统编译出版一套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丛书。因这是迄今所见有关这一计划的第一份文献,故将此信的全文引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自杭寄奉一书,并附剪报一纸,谅邀台览。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研究西文,究非易举,皆抱脑中饥饿之叹。又参观上级学校,教员皆不读书。诘之,则多以无书可读对。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文者,则除读古籍外,其又何道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设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主事诸公以此种书籍于营业上不利,颇觉为难。厥后彼此协商,允先行试办。虽略损资本,以吾国文化前途故,亦不敢辞。同事中如张菊生、高梦旦诸公,均赞成斯义。诸公以他事羁身,不克兼顾。其势必由弟承乏。故拟邀集同志故交,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昔大隈伯诸人,倡译书社,欧化遂得以输入日本。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为提倡,其谁挽此狂澜乎?吾兄文章学术高出侪辈。此事非大家帮忙不可。请兄于课余之暇,著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筹谢方法,可后议。弟意,吾兄可先将加校之博士论文付印;以后可择兄之所乐为者,彼此接协办理。兄素长哲学,可于此一门发挥宏论。他若达善诸君,可各以所长著译。弟拟以北京、南京、上海、广东为四中心。北京一方面,必须烦劳吾兄及独秀先生。孑民老师处,当另函述明。商务以伟大之资本,全国五十余处之分行,印刷、发行均甚便利。吾辈若不善为利用,殊若可惜。弟学识肤浅,惟区区之心,不容苟安过去。故不推绵力,函求同志。吾兄素抱昌明学术之志,想必赞同斯举。将来出版、装订及作索引(Index)、点句等,均当以进步之精神,最新之方法行之。一人作事,东扶西倒。请兄速赐复音,并示高见。[13](P402-405)

  这封信里,有如下几点颇关重要:(一)蒋氏归国后,发现国内有学问饥荒之象。①不喜读书者,一书不读;喜读书者,多读古书。因新出版之书“无一可读”。如此,则人们欲求新知识,无路可达。这种情况是引发他要编译出版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系列丛书的根本动因。(二)他向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提出上述设想,该馆以出版此类丛书,于营业上不利,对其建议表示为难。后考虑其学术与文化上的意义与价值,乃勉允试办。但该馆不拟抽出人力帮办此事,而任蒋氏自行筹划。(三)蒋氏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是胡适。胡与蒋在美国同受杜威指导,谊属同门。蒋对胡的学问很佩服。加之,这时由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胡适的名声亦悄然鹊起。所以他相信胡适的支持是不可少的。但这时他主要是把胡适作为该丛书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而不是主要的组织者。(四)蒋氏颇具雄心,他准备在北京、南京、上海、广东分别建立中心,吸集人才,从事编译。而北京一方面,初期要拜托胡适与陈独秀帮忙筹划。

  11月12日,蒋梦麟又致胡适一书。此信内容亦甚重要,且附有一份编译丛书的简章,录如下:

  适之足下:前快邮上一书,未蒙赐复,念甚。因课忙无暇作复欤?抑以弟之鄙陋,不足以赐教欤?今午,由高梦旦先生交下章行严先生书,藉悉北京大学有编辑高等学术书籍之举。其办法与弟所拟者大致相同,不谋而合,可彼此协商进行。鄙意,此事可分四区进行:(一)北京,(二)上海,(三)南京,(四)广东。留学界中亦须分头函达。北京一方面,则已有章先生主持;而南京一方面,当托国立高等师范诸君;广东则亦有国立高师敝友程祖彝君为教务长,弟当往托之。北京诸公如不弃鄙陋,则弟当竭其绵力,随诸公之后,彼此商定书名若干,分头觅人编译。凡译某书,须彼此通知,以免重复;又每书必须用中西索引(Index),并吾兄所用之点句法,以为出版界倡。兹将张菊生、高梦旦二先生及弟所共拟之办法抄奉,乞赐教为祷。[13](p406)

  蒋氏与张、高两位商务印书馆主事商议的简要章程初名为《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其所拟条目如下:

  (一)《高等学术参考丛书》以西洋之高等学术为主体;中国之高等学术以西洋科学方法著述者并入之;为高级学校及研究高等学术者之参考及涉猎之用。

  (二)本丛书以西洋基本学术之关于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类为限。

  (三)本丛书四大类之分门如下:

  (1)哲学类:(a)哲学史门,(b)哲学门,(c)知识方法门。

  (2)教育类:(a)教育史门,(b)教育原理门,(c)教育行政门,(d)教授法门。

  (3)文学类:(a)中国文学史门,(b)西洋文学史门,(c)文学比较门。

  (4)群学类:(a)群学门,(b)史学门,(c)政治比较学门。

  (四)本丛书著作之责任由著作人负之;印刷发行之责任,由发起人负之。

  (五)发行人照下列版税为著作人之报酬:撰著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翻译书,版税照定价百分之十至十五。

  (六)每册假定十万字,约百页,即二百面,定价假定七角左右。

  (七)版税每年阴历三节,照实销之数,由发起人交付著作人,另立折据为凭。

  (八)著作权为著作人之所有,但归发行人一家印刷发行。

  (九)已印之书如有修订内容或变更形式及定价等事,双方协定之。

  (十)各书之版权须由著作人加盖图章或粘贴印花,以便稽查销数。②

  在上引蒋梦麟致胡适的信里,提到章行严即章士钊寄交商务印书馆一份北京大学拟编译高等学术书籍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③但我们知道章士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可能是策划这个文件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提出过许多建议,因而颇受蔡元培校长倚重的胡适,应该会参与其事。这件事反映出,在当时,大力翻译西书,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是知识界先觉者们的共识。

  上面引录的由蒋梦麟与商务印书馆主事者张元济、高梦旦共同拟议的编译丛书的章程草案,一看便知,它只是一个草稿,文字尚欠推敲。但它包含了一些最基本的要点。1.它明确“以西洋之高等学术为主体”,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2.它确定了引介西方文化的重点范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四大类。3.它规定了著作人与出版发行人的权利关系。

  11月18日,蒋梦麟为丛书事同时给胡适和蔡元培两人写了长信。给胡适的信,内容要点为:1.“为编辑高等学术丛书事,物识人才”(在南京罗致朱进、刘经庶二人,并拟将刘所译的杜威的《思维术》纳入丛书)。2.编辑丛书事,希望能与北京大学诸公联络进行。3.为使丛书事顺利进行,蒋氏表示,如无特别不得已的情况,五年之内不脱离商务印书馆(信中言及浙江教育厅拉他进教育厅任职,沪上有人拉他入政界,均拒绝)。4.对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形式进行改革,在封面上要突出著者。5.强调“丛书之倡,有二原因:一则欲首尾衔接,出一部西洋基本文明的全书。二则欲其不散漫,使读者见其一而欲读其余。故同人有宁缺毋滥之宗旨,以保高尚之标准”。6.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部问何人可担任主持该项丛书,蒋氏以胡适对。④蒋对胡适是真诚地信赖与佩服。信中说:“吾兄抱昌明学术之宗旨,以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为戒,弟十分赞成。以兄之才之学,如一心研究哲学,将来必为民国时代之思想领袖,改革吾国文明之基础。弟在商务一日,必为吾兄传达思想之机械。如可为力之处,请随时赐教可也。”7.信中还谈及蒋氏参与并负责译名统一会事,及胡适在北大倡行选科制及创办研究所等事。[13](P4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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